孙中山最后的“政治遗产”及“三份遗嘱”

【发布日期】:2019-08-17【查看次数】:

  1937年9月,在《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》中指出:“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,在仅仅两三年之内,获得了巨大的成就,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。”这一切正得益于1924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得益于孙中山重新阐释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新。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,也是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”。

  十月革命胜利后,孙中山虽然仍在寻求日、德、英和美国的援助,但是,列宁和苏维埃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。早在1918年夏,孙中山便以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,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,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,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。他还寄予美好的预期:中俄两个政党团结起来,进行共同的斗争。

  次年3月,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?齐契林给孙中山复信,信中引用孙中山常说的话:即在事实上,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,那就是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,解放人民,建立持久和平。这封信虽然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,但是,苏联的意向和愿望,已经明白无遗地表现了出来。

  1920年7月,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,孙中山和列宁均为大会的名誉主席,孙中山被邀出席会议。几乎同时,列宁也给孙中山发来法文电报,邀请他到苏联去。同年11月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,专程往上海拜访孙中山,这次愉快而又短暂的会见,给这位年青的苏俄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25年3月15日,他在苏联《真理报》发表文章回忆说:

 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。房子很大,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。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岁(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)。他身材挺秀,举止谦和,手势果断。南宁日报多媒体数字报文章。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,他身穿草绿色制服,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。上衣扣得紧紧的,矮矮的衣领,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。…… 我们临走前,谈话快要结束时,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。显然,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: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出来 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。

  同维经斯基一道来中国的,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,正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,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进程。1921年12月下旬,马林专程来到桂林,与孙中山会谈。孙中山详细而又认真地询问马林这样一些问题:俄国革命、共和国的发展、新经济政策、苏俄的舆论宣传和红军政治工作。马林也以同样的态度,回答所提的各种问题,并提出三条建议:必须改组,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;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,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;和中国携手合作。两人会谈后,孙中山的心情尤为兴奋,立即写信给廖仲恺说: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。

  1922年8月,苏联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,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、商务等事宜。同时,他又派人持函来上海,在林伯渠、李大钊的陪同下,会见孙中山。来人与孙中山会谈了六天。之后,孙中山、越飞多次函件来往,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。孙中山期待着与越飞的直接会晤,但是,令孙中山困惑不解的是,苏联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,对此,他曾直率地提出过质疑。元老张继受孙中山委托,就此专门会见越飞,他回忆说:

  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,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,躺在床上。他说:“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。”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,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。我猜想总理的信里,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,你来中国,应该来见我,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?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,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,解释说:“苏联革命刚成功,形势很危险,不能不拉拢,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,不是可以走直线的。”他说的话,初听也颇近情理。

  1923年1月17日,越飞来到上海,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,气氛非常融恰。他们都通晓英语,可以直接交谈,无需别人翻译。后来,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。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,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,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、军事顾问,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。越飞对此表示赞同,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,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,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。

  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,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。于是,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。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,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。可是,后来还是被东京“特高课”察觉。于是,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,越飞以医治足疾,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,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,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线日,孙中山、越飞《联合宣言》在上海签字。《联合宣言》说:“中国最紧急之问题,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,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。”“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,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。”“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(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)之基础,另行开始中俄交涉。”这个宣言的签定,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,如所说:“孙中山在绝望里,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。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,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,欢迎中国和他合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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